在198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為了吸收外資進駐，中國政府向外國投資者保證，在中國，工人不許罷工。低工資以及容易管理成為外資工廠企業的基石。但是今年春天，台灣鴻海投資的「富士康」員工不斷跳樓自殺以及本田零件廠的罷工，要求加薪，改善工作環境，迫使這些外資工廠大幅調整工資。根據官方的中國日報最近的報導，今年6月份，中國平均最低工資在過去六個月已經漲高了20%。連一向對工資要求最低將近一億流民的工資，在過去二年也漲了18%。雖然目前大部份的罷工都發生在外資工廠，特別是日資以及台資，但一般預測，工人對於工資的要求，以及工作條件的改善，將成為不可遏阻的運動。罷工必將發生在中國本土的工廠。蘭德智庫(Rand Corp)的資深中國經濟專家沃夫(Charles Wolf. Jr.)曾於根據他多年研究集成一本書「中國經濟的八個地震帶」(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其中之一是「失業、貧富不均造成的社會動亂」。他認為中國政府要應付的問題層出不窮，工潮造成的動亂是其中之一。依照中國的法律並不保障工人罷工的權利，在以往中國政府還能以高壓手段來對付工潮。但是最近的罷工事件，政府卻袖手旁觀，讓工人藉怠工、罷工來取得他們所要求。

中國是否能夠繼續成為『世界工廠』-The Factor of The World？也許，因為中國內陸及沿海發展不均，內陸地區的工資以及工人的要求不高，有些公司決定移往內陸。郭台銘的富士康決定在河南建造一家30萬員工的工廠。但是，有些外商例如日本的佳能(Cannon)等生產比較高值的產品，早就將其全世界最大的雷射印表機的工廠由中國移駐越南。不少台商也在研究回流台灣，尤其在6月19日，中國開始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更讓外資如雪上加霜，在中國製造產品的成本的上升正式開始。

其實，在中國投資，先期利用低工資，低環保標準，工人不准罷工等條件的時期已經過去，即或像郭台銘的鴻海將工廠往內陸移，也無法保證能夠以他們過去成功的經驗來繼續獲取高利。因為在基本上，中國勞動人口的結構及品質，在過去20年已經起鉅大的變化。

中國勞動人口的快速老化，以及中國推動一胎化的節育政策，中國在2030年其勞動人口只佔總人口的二分之一。在此之前，中國的技術工人越來越缺乏，造成供不應求，工資的上漲速度將會加快。

而中國勞動人口結構中，一胎化時代成長的工人將取代早期的工人。改革開放前後的中國勞動力，為脫離赤貧，可以忍受外資工廠的剝削，以及惡劣的工作環境，但是「一胎化」時代，教育出來的小孩，成長過程受長輩的呵護，儼然是家族的小皇帝，這一代的工人，怎可能接受郭台銘所提倡的軍事化管理方式。他們眼見貧富不均，必會要求公平合理的工資及美好的工作環境。

其次，中國政府對言論自由控制能力，因為e-通訊工具的興起而大減。儘管各級中國政府目前僱用了將近二仟萬的公安人員(其正規的人民解放軍才200萬)，但是中國政府對學生，工人或是城鄉人民，以網路串聯，仍無法完全有效的控制。這給工人有更大的力量來爭取他們的權益。

不過，今天中國投資環境最大的改變，是中國政府以及人民對外資的態度和2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經濟成就帶來一股強烈的國家主義以及自信。由這幾個月中國工潮的對象，以日資、台資為主，中國政府不過份干涉，加上許多外資優惠的取消可以看出來中國早已對外資的歡迎程度具十分高度的選擇性，有些日資工廠也感受得出，他們面對工潮時，中國政府為討好中國人民反日情緒，刻意地迴避這些外資工廠的要求，隨中國的自信心加強，這種不友善，甚至敵意的投資環境必會加強。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但是中國政府應付的能力實在令人擔心。中國面對的問題除了社會問題之外，還有貪腐、AIDS/HIV以及流行病的流傳、資源、水資源缺乏，污染的嚴重，能源的短缺，金融系統的落後，國營企業的轉型，政治不穩定，中國是否能由經濟大國(全國生產總值)進入為經濟強國(人民生活水準的提昇，國民所得提昇到美、日水準)，仍有待觀察。外商面對此一新挑戰，已開始自求多福。這也是為何台灣馬府一廂情願和中國簽ECFA，將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遭到海內外台灣人反對的主要原因之一。